万文博，王政，董敏^[]认为现代法律上的归化，是指某个人在出生国籍以外，自愿、主动取得其他国家国籍，并代表其他国家参赛的行为。吴杨^[]认为“归化球员”是指运动员自愿、主动地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得其他国家国籍，从而取得合法的参赛资格去代表入籍国参加国际体育赛事的一种现象。根本标志就在于某运动员是否拥有其将要代表参赛国家(地区)的国籍，即是否有代表该国家(地区)参加比赛的资格。

1 我国归化政策的概况

关于归化足球运动员，中国足球协会先后出台《中国足协关于入籍球员管理规定》和《中国足球协会关于2020赛季职业联赛政策调整的通知》两个关于入籍球员注册、报名、参赛和管理的规定。

1.1 中国足协关于入籍球员管理规定

2019年3月为规范入籍球员的转会、注册、参赛等工作，中国足协出台了《中国足协关于入籍球员管理规定》。关于入籍球员中国足协做如下规定：申请入籍的球员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入籍证书》且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并安要求完成所有入籍程序的入籍球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办理国际或国内转会手续，按照国内球员身份注册，且占用俱乐部本赛季国内球员转会、注册名额，以国内球员身份报名参加中国足球协会主办的正式比赛，在一个赛季内入籍球员只能以一种球员身份(外籍球员或国内球员)报名参加中国足球协会主办的正式比赛，赛季中不得更改球员身份。俱乐部应对入籍球员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制定中文学习计划，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入籍球员应能识国旗、认国徽、唱国歌。俱乐部所在基层党组织应对入籍球员进行党的历史、基本理论的普及教育。同时俱乐部还应指定专人负责入籍球员的思想、生活、训练、比赛的状态跟踪，每月向中国足球协会提交书面报告。

1.2 中国足协关于2020赛季入籍球员参赛规定

中国足球协会在《中国足球协会关于2020赛季职业联赛政策调整的通知》中对于入籍球员2020赛季在中超联赛的注册、报名和转会做如下规定：对于有中国血统的入籍球员，本人出生在中国足球协会管辖区域；其生物学父亲或生物学母亲出生在中国足球协会管辖区域；其生物学(外)祖父或生物学(外)祖母出生在中国足球协会管辖区域以上三个条件之一的以国内球员身份进行注册和报名且不限制报名人数和上场人数。对于没有中国血统的入籍球员，如果具备代表中国国家队参加国际比赛的资格或者加入中国国籍满5年也按照国内球员身份进行注册和报名，且每个中超俱乐部最多可按照国内球员报名1人无中国血统的入籍球员，超过1人将占用外援报名名额。在同一赛季中，同一入籍球员注册及报名身份不得进行变更。

2 已归化球员的概况

基于国籍足联的有关限制和我国国籍法的规定，目前我国短期内引进的归化球员包括侯永永、李可、艾克森、高拉特、德尔加多、洛国富、费南多、阿兰、蒋光泰等9名球员（目前官方未将周东泽、陈佳裕算作为归化球员）。下表2是我国归化球员的相关信息。

表2 我国已经归化的球员信息

注：数据整理自搜狐网（http://www.sohu.com/a/336477437_499943）

通过表2可以看出，所有的归化球员年龄介于23岁-32岁之间，除了李可和蒋光泰其他球员场上位置主要为前锋。恒大俱乐部有6名归化球员，其中5名非血缘归化球员全部为巴西籍，1名华裔球员为英国籍。国安俱乐部有2华裔归化球员，李可为英国籍，侯永永为挪威籍。鲁能俱乐部有1名非血缘的葡萄牙籍归化球员。我国目前采用的是非血缘归化和血缘归化相结合的方式。其中艾克森、洛国富、高拉特、阿兰、费南多等5人来中国联赛效力超过5年或者将要达到5年，符合国际足联章程中的相关规定，能够为我国国家队效力，因而选择加入中国国籍并且放弃原国籍。李可、侯永永、蒋光泰是因为拥有中国血统且属于三代以内华裔，符合国际足联章程的相关规定，能够代表我国国家队出场，因而选择恢复中国国籍放弃原国籍。^[]德尔加多不满足国际足联章程中的相关规定，来华不足5年也没有三代以内的中国血统，因此德尔加多短期内不具备为我国效力的资格。

3 我国足球运动员归化政策存在的问题

随着艾克森、高拉特、阿兰、洛国富、费南多、李可、侯永永等归化球员的加入，我国足球发展正式进入归化时代，对归化的关注点也由“是否进行归化”转为“归化策略思考”。中国足协关于归化球员出台了《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和《中国足球协会关于2020赛季职业联赛政策调整的通知》。这两个文件仅仅是对归化球员的注册、报名和参赛做了说明，并未对我国的整个归化行动进行正确引导，而且中国足协制定的政策也存在滞后性和不稳定性，损害了部分俱乐部和归化球员的利益。

3.1 制定政策的滞后性导致部分俱乐部经济受损

中国足协在明确表示协助俱乐部试点归化高水平外籍球员之后，先后有侯永永、李可、艾克森、阿兰、高拉特、洛国富、费南多、蒋光泰、德尔加多9名球员入籍成功。广州恒大作为先行试点的俱乐部，积极响应中国足协归化的号召，把短期内能够获得代表中国国家队参加国际比赛资格的艾克森、阿兰、高拉特、洛国富、费南多5名非血缘归化球员引进至其俱乐部，并为他们办理入籍手续。但是，基于中超联赛的竞争现状，广州恒大俱乐部的此行为并不能被其它俱乐部所接受，因为一支俱乐部拥有数量过多的归化球员，势必会造成中超联赛的公平性被破坏。因此，中国足协为了平衡广州恒大俱乐部的归化操作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不得不出台《中国足球协会关于2020赛季职业联赛政策调整的通知》，要求每个俱乐部只允许1名非血缘归化球员报名参赛。虽然中国足协出台此政策，能够有效避免因一个俱乐部囤积多名归化球员而破坏中超联赛的公平性，但是也使得广州恒大俱乐部不得不将多于的归化球员被低价转让或者出租至其他俱乐部。由此可见，中国足协归化政策的出台应该早于俱乐部的归化行动，应先谋划后进行归化操作，否则由于其出台相关政策的滞后性，导致广州恒大引进的多名归化球员无法代表俱乐部出场，客观上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和俱乐部的经济受到损失。

3.2 制定的政策缺乏稳定性损害部分归化球员的利益

根据2019年3月中国足协出台的《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中的要求，山东鲁能的归化球员德尔加多在2019赛季按照国内球员的身份注册，并且按照中超联赛2019赛季关于U23球员上场的规定，由于德尔加多出生于1997年，德尔加多不仅以国内球员身份上场，还可以以U23球员的身份上场。但是此项规定执行的时间不到一年就被中国足协修改，2019年12月中国足协出台《中国足球协会关于2020赛季职业联赛政策调整的通知》，规定入籍满5年或者具备国家队资格的入籍球员在2020赛季的中超联赛按照国内球员身份注册、报名、参赛，且每个俱乐部只能报名一位入籍球员。由于德尔加多按照国际足联章程的规定并不具备国家队比赛资格，入籍时间也不到5年，因此，在2020年中超联赛德尔加多将会失去以国内球员注册、报名、上场的资格，若要参加中超联赛只能按照外援的身份进行注册、报名、上场。由此可见，中国足协出台新政策目的虽是填补之前政策的漏洞，但也缺乏稳定性，政策前后要求不一致，且对入籍球员出场人数的限制，使已经是中国公民的德尔加多的基本权利受到损害，对其“中国公民”的身份缺乏尊重，有损国家形象，也与国家依法治国的精神不符。

4 当下我国归化行动的效果

中国已经确定无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归化球员中艾克森、洛国富、阿兰、蒋光泰，都随队参加了12强赛，实力最强的高拉特、费南多^[]并未参加12强赛。几名球员中除了蒋光泰和艾克森算得上国足的主力，洛国富和阿兰因为各种原因算不上国家队的主力球员。从总体情况来看几名归化球员的加入并未给国家队带来质的改变，后期的归化还需要更合理的政策和归化方案。

5 完善我国足球运动员归化行动的对策

5.1 制定合理的归化政策

目前应暂缓足球运动员的归化进度，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多学科的专家团队协同制定合理的归化政策。对我国的归化行动进行系统的规划，对归化球员的数量、国家队比赛资格、能力要求、归化条件等方面进行严格的评估，对该球员的政治背景、家庭关系、宗教信仰等进行全面的跟踪，避免对国家和社会有危害的球员入籍。杜绝急功近利主义，杜绝唯金牌、唯竞赛成绩、唯世界杯入围论，确保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足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要妥善处理好已被归化球员的切身利益，深入研究被归化球员身份问题，避免客观上造成不公正待遇，从而使社会主义法治受到挑战，导致国家的形象受损。

5.2 完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归化只是短期快速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手段，并不能解决中国足球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的根本问题，要清楚地意识到青训才是决定足球发展高度的关键因素。法国、德国、日本、卡塔尔等国家在大赛上都有归化球员的助阵，但是他们在大赛上取得的优异成绩更多还是因为他们国内完善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因此中国足协应借鉴和学习欧洲足球强国青训和归化的经验，合理归化的同时扎根青训，加大对后备人才的关注和支持，使归化和青训更好的结合，共同催化中国足球的快速进步。同时应深入研究，出台相关的后备人才培养政策，在运动员选材、训练、竞赛、成长通道等方面建立完善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培养体系，借助归化填补后备人才断档的机会，培养大量的优秀后备球员，为中国足球的未来未雨绸缪，避免中国足球患上“归化依赖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