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XX村脱贫成就与乡村振兴实践基础

（一）该村在党领导下的脱贫攻坚成果

1972年，联合国粮食开发署将西海固认定为世界上“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当地群众生活艰苦。从20世纪80年代起，宁夏通过6次大规模易地搬迁，让123万贫困群众迁到宜居之地^[1]。XX村作为移民安置村，在党组织领导下推进搬迁工程，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2019年如期脱贫。此后，以产业振兴为核心，到2020年形成劳务为主、种养殖为辅的产业格局，开启乡村振兴新篇章。

（二）该村实施乡村振兴的衔接实践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在乡村振兴背景下，XX村坚持党的领导，实施“产业+文化+治理”协同发展策略。产业上，引入企业建标准化车间，开展技能培训，解决部分村民就近就业，人均月收入超3000元。文化上，修建广场、安装器材丰富村民精神生活。治理上，道路硬化率提升，建成2所卫生室。目前，XX村初步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了搬迁群众幸福感。

（三）发展成就向深层矛盾的过渡分析

XX村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中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从“脱贫摘帽”向“全面振兴”发展时，面临多重结构性短板。调查数据显示，村民文化活动参与率低，中青年占比少，超六成受访村民未参加过村民大会，对公共事务参与感不足。这反映出物质建设与精神文明、社会治理失衡，如设施与需求不匹配、文化供给单一、基层治理衔接机制不健全等。需以乡村振兴为导向，通过改革破解深层问题，推动协同升级。

二、XX村现代化建设的三维困境与破解路径

（一）物质层面：公共交通缺失对生产生活的制约

1.问题现状与数据佐证

XX村地处城郊，与红寺堡市区相距13公里，受地理条件与基础设施限制，该村尚未开通固定公交线路，村民的日常出行主要依赖于自家电动车或出租车。据实际测算，单次往返市区的交通费用介于20至30元之间，这一支出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负担沉重，成为制约家庭生活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通过此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交通成本过高已对村民的就业选择产生严重影响，部分受访村民因往返镇上的交通费用及时间成本过高，不得不放弃镇上的就业机会，因此限制了村民的收入增长渠道。

2.成因分析

从XX村的地理布局来看，该村呈现出分散化的特征，其中ABC片区与DE片区之间相隔3公里，无疑增加了公交线路规划的复杂性与难度。要实现交通于各片区的有效覆盖，需要考虑更长的线路里程、更复杂的绕行方案，可能影响运营效率，也会增加前期建设与后期维护的成本。

在财政支撑方面，公交线路的开通和运营面临显著压力。公交线路运营涉及车辆购置、燃油消耗、司机薪酬、维修保养等多项持续性支出，这些成本的长期承担需要充足且稳定的资金保障。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相关财政支持力度与这类持续性支出的需求之间存在差距，导致开通并维持公交线路运营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

3.现代化解决方案

（1）在短期解决方案上，可以推行“政府补贴+村民众筹”的协同模式，以破解当前交通困境。计划开通每日4班次的公交线路，采用低票价策略，单次乘车费用设定为2元，以最大限度降低村民的出行成本。通过争取上级政府的专项交通补贴覆盖部分运营成本，同时引导村民根据实际需求适度众筹，弥补资金缺口，形成可持续的运营机制。

（2）从长期发展来看，将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的整体布局，积极推动该村纳入“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项目申报范围。依托该项目的政策与资金支持，规划构建“市区-XX-邻镇”的环形公交线路，通过线路的闭环设计，实现该村与市区、周边乡镇的高效连接，既拓展村民的出行半径，也为农产品外销、产业协同发展创造交通条件。

（二）精神层面：文化供给与村民需求不适配

易地搬迁既是生存环境的转移也是生活方式的重建。国家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在农村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这些定制化工程虽保障了村民基本文化权益，但无法满足村民对文化的多样化需求^[3]。当前XX村存在文化活动供给与村民实际需求错位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村民幸福感的提升。

1.问题表现

经调查结果显示，75%的村民普遍认为村内文化活动开展次数少、类型单一且宣传不足，常出现“有活动无人参加”的情况；活动类型多为“标准化”城市文化如杂技表演、外地艺术团展演等，而搬迁群众多来自农村更关注务工技能培训等实用活动，村内文化供给与村民实际需求脱节导致参与度普遍较低、精神生活满足感不足。

2.原因分析

第一，村委会干部缺乏实际需求调研，文化活动供给规划可能多依赖“自上而下”的固定安排，未通过入户走访、座谈会等方式精准收集村民需求形成“想当然”式供给；第二，活动类型单一可能因村内文化服务主要依赖上级部门安排，社会力量参与不足难以提供多元且接地气的活动内容；第三，村委会对搬迁后需求变化预判不足，部分村民由务农转向务工后生活节奏与兴趣点均发生变化，文化供给的类型和时间未及时调整导致活动参与不足。

3.解决路径

（1）建立“需求清单—供给清单—反馈清单”机制：每季度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和分层问卷广泛覆盖务工、老年人等群体，针对不同群体设计差异化调查问题，收集实际需求形成“需求清单”。据此制定“订单式”活动供给计划，如为务工群体设每周一、三晚的电商夜班技能培训，为有需求的老年人建造规模更大、设施更完备的多功能活动室。每月通过访谈和意见反馈动态调整活动的内容与形式。

（2）推动供给主体多元化：建立“文化人才库”吸纳非遗传承人、种养能手等开展民俗工坊、种养小课堂；联动企业、院校开设工厂实操技能课、直播集训营。多元主体参与后可适时增加月活动量，提升村民活动参与率，弥补活动供给主体单一的短板。

（3）优化供给时间与形式：按村民作息错峰安排活动，务工群体活动放在晚上19-21点，老年人活动放在上午9-11点，周末可设亲子活动。同时采用“线上直播+线下实操”模式，直播技能培训课兼顾回放，线下设置相关活动与竞赛以增强村民参与的便利性与互动性。

（三）社会关系层面：村务治理渠道不畅与村民参与不足的双重困境

易地搬迁后村民从“熟人社会”进入“新型社区”，村务治理参与感会直接影响搬迁群众对XX村的归属感，“农民能够通过村庄民主参与获得加强社会联系、满足表达自我、被人倾听、尊重的需求”^[4]，而当前XX村仍存在一些治理渠道不畅、村民参与不足的问题，削弱了村民们的幸福感。

1.问题表现

XX村村务信息多依赖公告栏张贴或微信群通知，导致部分老年村民、文化程度较低者难以有效获取；与此同时，村民代表会议对普通村民而言参与机会较少，参与形式多以“听会”为主，缺乏讨论和发表建议环节，导致主动参与意愿持续下降；此外，治理反馈机制有待完善，村民提出的环境卫生等问题，未及时处理解决，形成“提了白提”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了村民对社区的疏离感。

2.成因分析

一方面，可能部分村干部对村民参与的价值认知不足，认为“村民参与会增加决策难度”则更倾向“高效决策”，因而压缩村民参与空间，未意识到参与是增强村民归属感的核心；另一方面，部分搬迁群众“过客心理”尚未转变，对新社区缺乏长期认同而觉得“社区事务与我无关”，加之不熟悉村务治理的流程，进一步降低了村务参与的动力。

3.解决方案

（1）构建“多元畅通”的治理渠道：针对信息传递不畅问题，需打通线上线下双渠道。线下在社区超市、活动中心等居民高频聚集区设“村务议事角”，每周固定2个半天安排村干部坐班接待并现场记录村民诉求；线上开发简易“村务小程序”，按“民生保障”“集体收益”等类别公示事务，增设适配老年群体使用习惯的语音留言功能并开通意见提交入口，实现“随时提、随地看”。双渠道结合可提升信息覆盖率，尤其破解老年群体、低文化程度群体的参与障碍。

（2）扩大村民参与机会与话语权：重构议事机制，将村民代表会议拆分为“专题议事会”，如每月聚焦环境治理、每季度商议收益分配，时间固定在周末以适配务工群体作息。会议中设置不少于20分钟的“村民发言时段”，安排专人记录意见与建议，从制度上保障村民对社区事务的话语权。

（3）建立闭环反馈机制：对村民提出的问题实行“受理—办理—公示”全流程管理：明确具体受理人、3-7天解决时限，办结后在议事角公告栏及小程序同步公示处理结果。闭环机制可消除“提了白提”的顾虑，增强村民参与的实际获得感。

三、问题破解对XX村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影响

XX村在物质保障、精神文化与社会治理维度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构成了制约村民幸福感提升与村庄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障碍。通过系统性破解上述问题，其积极效应将集中体现为村民生存质量、精神状态与社会联结的全方位优化，为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实践支撑。

物质层面公共交通缺失，制约了XX村村民基本生活质量提升，导致出行成本高、就业受限、生活不便。破解交通问题可从根本上改善局面：短期采用“政府补贴+村民众筹”模式，推出低票价公交系统，降低出行成本、拓展就业半径，让村民获得满足感与幸福感；长期构建环形公交线路，强化生活便利性，增强村民对生活质量的认同感。这种转变为幸福感奠定了物质基础。

精神文化领域供给错位，使村民精神生活获得感不足，制约情感需求满足。但优化文化供给体系可激活村民幸福感：建立“需求—供给—反馈”机制，开展电商培训等精准服务，让村民获尊重感；引入多元主体，举办民俗工坊等活动，使村民实现自我价值感；错峰安排并创新“线上+线下”形式，保障参与便利，让村民从“被动”变“主动”，强化幸福感内核。

社会治理渠道不畅、参与不足，使村民社区归属感薄弱，削弱幸福感。完善治理机制可显著强化幸福感：利用“村务议事角”与简易小程序等多元渠道，让村民平等获取信息、表达诉求，感受“被尊重”；通过“专题议事会”与闭环反馈机制，赋予村民决策话语权与行动效能感，使其从“旁观者”变“主人翁”；及时回应和解决村民诉求，消除消极心理，增强村民对社区的信任，提升幸福感。

四、结语

XX村在物质、精神文化与社会关系层面问题的破解，将实现村民幸福感从“物质保障”到“情感满足”再到“社会认同”的递进式提升。这一过程不仅推动XX村构建起物质丰裕、精神充实、治理有效的现代化乡村形态，更使其在从“脱贫摘帽”向“全面振兴”的跨越中，形成可复制的移民安置村发展经验。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视角看，XX村的实践印证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实践价值，其通过破解结构性矛盾实现的全面发展，为乡村振兴事业提供鲜活样本，推动XX村及更多乡村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1]王磊，曹健，张亮，等.从大山深处到大河之畔——宁夏持续移民百万“拔穷根”启示[N]．新华网，2020年10月20日．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R].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2017-10-18.

[3]田立法,张思嘉,巫玉琴,等.农村文化多元供给与村民幸福感关系研究[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8(02):36-46.

[4]陈吉平,赵丽敏,任大鹏.村庄民主与农民幸福——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的数据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5):181-192.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杨佳雪(2003.11.6--)，女，宁夏吴忠人，回族，本科在校学生，宁夏大学，研究方向：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易地搬迁社会治理与民生福祉研究

第二作者：郭振华(2005.12.18--)，女，甘肃武威人，汉族，本科在校学生，宁夏大学，研究方向：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易地搬迁社会治理与民生福祉研究

第三作者：丁亚娟(2004.8.2--)，女，宁夏同心人，回族，本科在校学生，宁夏大学，研究方向：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易地搬迁社会治理与民生福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