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噪声污染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噪声既是人类社会活动最普遍存在的环境污染因素，又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人体身心健康及社会和谐稳定，且噪声引发的广场舞、小区装修、交通噪声等常成为社会矛盾焦点，民众呼声一片。除受到环境背景、时间、噪声源等影响外，噪声敏感性还与人的生理及心理情况有关，噪声敏感性较高的人，如老年人、病人等，其受到噪声干扰后，在夜间等噪声背景较低、安静状态下，身体所受的害处也就越大。

    一、噪声污染的界定
   （一）噪声污染的定义  
     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对环境噪声污染的定义是：环境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噪声污染的主要表现有：声源不可避免性、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性等。噪声的危害经常是以长时间、大强度的噪声折磨着人类，使其生理、心理健康下降。

   （二）噪声的主要来源
    中国城市噪声污染的来源包括：
    交通噪声：城市内各类车、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产生的噪声，其在繁忙的交通节点、高峰时段交通噪声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噪声源。
    施工噪声：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住宅楼、写字楼、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附带有大尺度的噪声污染，尤其日常生活和施工期建筑噪声往往会让居民不爽。
    生活噪声：例如广场舞、家庭聚会、大型活动等产生的噪声，已成为中国城市居民投诉的热点问题。^[1]

   二、噪声污染的法律法规与管理
    （一） 中国噪声污染的法律框架
     中国在噪声污染治理方面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包括：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即中国防治噪声污染的综合性基本法，对噪声污染防治的基本方针、目标和实施途径做出明确规定，对各种类型的噪声源（如交通、建筑施工、工业生产等）噪声限值做出明确规定，对违法行为做出惩处。

《城市噪声标准》：环境保护部颁布，分别规定在不同城市区域（比如居民区、商业区、工业区等），不同时间段的噪声限值，同时对建筑施工噪声、交通噪声等也规定得比较清楚。

区域噪声管理规范：不少省市和地区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区域性的噪声规定，如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制定相关更加具体、详细的噪声控制条例和投诉流程。^[2]

  （二）广场舞的噪声问题  
    广场舞作为群众性健身活动，其社会化特征在丰富老年人文化生活，但同时也引发了公共空间的权利冲突。基于群体活动的客观属性，适度噪声属于权利行使的必然伴生物，但当音响设备产生的高分贝音乐持续至夜间时，导致了周边居民环境权与健身群体休闲权的结构性矛盾。这种权利冲突具体表现为：老年群体通过集体舞蹈实现社交康乐的需求，与城市居民对夜间安宁环境的合法诉求形成张力。根据数据显示，北京2022年噪声投诉中，夜间广场舞扰民占比达37%，其中老年居民因睡眠质量敏感更易受声波干扰。

制度层面，权利平衡已成为公共治理的关键命题。北京、上海等城市创新采用“分时分区”管控模式。日间活动声级限制为55分贝，夜间时段（22:00-6:00）则严格禁止扩音设备使用。这种梯度管控既承认了文化健身活动的正当性，又通过技术标准为权利行使划定了必要边界。广州试点“智慧广场”系统后，通过实时声级监测使合规率提升至89%，印证了科技赋能下权利冲突的调和可能。^[3]

  （三）住宅楼装修噪声
   当前住宅装修噪声治理面临“规范悬置-监管失灵”的双重困局。

第一，法律规定有“先天缺陷”。《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47条虽然规定白天装修不能超55分贝、晚上不能超45分贝，但这标准很难实现。比如北京很多业主投诉，装修用的冲击钻实际噪音能冲到105分贝，但物业来测的时候只监测到瞬间的55分贝。法律没考虑到电钻这种突然性，强威力的噪音特点，也没有注意到相关的救济方法。
    第二，执行起来“拳头打棉花”。深圳规定装修只能在早8晚6这个时间段进行，但实际操作中三大尴尬：①物业没执法权，看见周末装修只能劝，劝不动就干瞪眼；②环保部门要等举报才来，来了噪音早停了；③罚款标准还是20年前定的500元，对装修队来说就是挠痒痒。这就好比小区贴了"禁止停车"的牌子，但既没装地锁也没拖车，最后牌子成了摆设。

第三，好政策缺了“助推器”。法律规定要用低噪音工具，但现实很难实现：静音切割机比普通款贵一半，政府没补贴，公司为了保持利润，通常会选择普通款式；市面上工具也没有贴噪音标签，普通的业主想买降噪机器，却不知道如何去选。北京丰台区做过实验，给20家装修公司补贴换静音设备，结果投诉直接少六成。这说明不是大家不想守法，而是缺了实实在在的帮扶政策。

这些漏洞直接导致法律“悬空”：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去年每10起噪音投诉里就有4起是装修闹的，但真正处罚的不到5%，最后规矩就成了纸面文章。

   三、环境和个体差异对噪声污染的影响
  （一）环境背景对噪声敏感性的影响  
   不同背景下的噪声对人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城市闹市背景噪声本身较复杂且强，相比之下人们对噪声敏感程度不高，而在相对安静的郊外、乡间等地的突然噪声会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其对人体的影响将会更大，如在城中交通声、建筑施工声在人们看来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但在乡村、乡镇的人对噪声显得较为敏感、受干扰程度大等。^[4]

  （二）夜间与白天的噪声敏感性差异  
   人们对夜间噪声比白天噪声的敏感。夜间是人们休息恢复的主要时间，夜间噪声污染会严重影响人们休息时的睡眠，影响人们的睡眠，从而出现失眠、焦虑症等相关病症；尤其是夜间城市噪声污染更加普遍。据有关资料显示，夜间噪声对于人类的心血管系统造成的危害比白天噪声的危害更大，诸如夜间汽车交通噪声、夜市喧闹声、建筑工地的早间施工等都会给居民休息带来极大影响，破坏生理及心理上的健康。

  （三）个体差异对噪声的敏感性  
   不同个体会对噪声产生不同程度的反应，人的年龄、身体、心绪等的不同，在噪声的影响方面差别比较大。以老年人和生病者为例，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衰退，尤其是夜间容易被噪声影响，而生病的人，则尤其易受噪声的影响，例如患有高血压、心脏等慢性疾病的人。相比之下，青年人或身体健康的人或一定程度上能够忍受噪声，但仍是需要付出一定身体代价。^[5]

   四、噪声污染的治理措施
  （一）加强噪声源管理与控制
   道路规划更细致：把住宅区和主干道隔开点，别让大马路紧贴着小区。再通过智能系统调整红绿灯，把车流分散开，别扎堆堵在居民区附近。
   路面材料升级：现在有一种特制的沥青路，铺上之后轮胎噪音能少个6到8分贝，效果相当于把大货车的动静变成小轿车的。

增设隔音墙：高速路两边竖起3米高的专用隔音板，用的都是带小孔的复合板材，能把中低频噪音（比如大货车轰隆声）削掉15分贝以上。   

立规矩：国家给工厂划了红线，居民区附近的厂子白天噪音不能超60分贝（大概像正常交谈声），晚上不能过50分贝。

换装备：强制企业用静音款机器，比如新型空压机，站在旁边听着就和家用洗衣机运转差不多声响。

上套餐：给吵人的设备戴“三重口罩”——先装消音器吸收高频声，再套隔音罩挡住中低频，最后整个厂房做悬浮地基，震动的嗡嗡声也能拦住。

新科技：现在城管用上了“声音照相机”，128个麦克风组成的阵列能像拍热成像一样拍出噪音源头。工厂里还装了24小时监测仪，数据直接传到环保局，哪个机器超标马上就能定位。

  （二）完善法律法规与监管机制
  强化执法：政府需要强化噪声污染源的监管，对违法者进行法律的制裁，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公众的噪声污染认知宣传，让其积极举报违法案件。
   协同参与：社会协同参与的防治方式是居民、企业、政府在噪声防治过程中参与方式之一，例如，在噪声防控方面，对于广场舞的噪声问题，可通过社区与居民共同协商、社区制定噪声管理条例等方式使居民达成一致，并尽可能降低噪声扰民情况的发生。^[6]

  （三）使用技术手段进行噪声抑制
   声波传导路径干预技术：对高强度噪声辐射区域（城市交通动脉、工业聚集带、大型施工场地等）布设声学屏障设施实现声能衰减。此类工程装置采用复合吸隔声结构设计，依据声波反射与吸收双重作用原理，可有效拦截中高频噪声的线性扩散。典型应用包括高速公路全封闭式隔音屏、工业厂房隔声围护体系等，其降噪效能普遍达到8-15分贝的声压级衰减值，相关技术参数符合《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要求。^[7]

声源能量控制策略：基于设备技术迭代的源头治理模式，推进低排放噪声装备的研发应用。建筑设备领域强制实施动力系统优化与隔振技术标准，交通运输工具执行NVH（噪声、振动与声振粗糙度）性能准入制度，家用电器建立声品质分级认证体系。通过改良机械传动装置阻尼特性、优化流体动力声学设计等技术革新，可使典型机电设备运行噪声降低25%-40%等效声级，相关技术指标已纳入ISO 3744国际声功率测试标准。^[8]

   五、建议与结论
   防治噪声污染应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应从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面共同努力，首先，通过法律法规不断的完善，建立系统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噪声污染控制体系；其次，通过技术创新、推进低噪产品及设施的研发和使用、减少噪声源的发生；同时，应提高社会公众环保意识，加强文明行为的倡导，共同营造安静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噪声污染问题是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质量的另外一个大问题。中国已施行了多重治理噪声污染的法律、行政和声学措施，治理噪声污染方法运用上还是有着许多的问题，噪声污染主要体现在对人们的生活噪声，比如广场舞和装修噪声等，导致出现了诸多矛盾。噪声的治理所面对的问题受环境背景、时间及人自身的因素的影响，治理噪声污染需要加大噪声污染治理的法律打击，增强民众治理噪声污染的意识，采取多方治理方法，社会和谐环境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方乐坤.论安宁权的司法保护——基于对107个案例样本的分析[J].东方法学,2018,(04):64-71.DOI:10.19404/j.cnki.dffx.2018.04.008.

[2]黄舜辉.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及噪声污染防治[J].清洗世界,2024,40(12):136-138.

[3]窦海阳.环境侵权类型的重构[J].中国法学,2017,(04):264-284.DOI:10.14111/j.cnki.zgfx.2017.04.016.

[4]谢乔.声环境监测加入频率的必要性及方法探究[J].黑龙江环境通报,2025,38(01):88-91.

[5]许音,黎泽桑,席秋红,等.城市精细化管理视角下的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以沈阳市为例[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06):595-601.

[6]陈聪富.环境污染责任之违法性判断[J].中国法学,2006,(05):79-96.DOI:10.14111/j.cnki.zgfx.2006.05.007.

[7]陈继浩.隔声屏障结构声学模拟、设计与性能优化应用研究[D].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2009.

[8]马爱英,郭怀勇.声屏障声学性能检测与结果分析[J].噪声与振动控制,2009,29(05):144-147.

作者简介： 张瀚聪 ，2004-2，男，汉族，安徽省蚌埠市，本科，研究方向：民法与环境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