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乡村振兴战略有五个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治理有效”是起到基础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为乡村基层治理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提供了工作遵循。2019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则对乡村治理进行了细化的具体的部署。除此之外，中央也出台了很多关于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文件，其内含着乡村治理的部署。但是，这些关于推进乡村治理的文件几乎都同时提到了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乡村治理是党领导下的乡村治理。

为何要提倡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际上从深层次上来说，这是由于农村的现状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处于深刻变化和调整时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虽然错综复杂，但归结起来就是一个‘散’字。”^[1]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人口大量流失，农村空心化严重，同时大家的集体意识也不强，参与积极性也不高，党组织“说话没人听”“办事没人跟”。渝北区统景镇在推进土地宜机化整治中，就曾出现老百姓不支持的情况。有的觉得土地流转后自己没法种菜自给，有的担心土地种植柑橘收益不一定会更好，等等。所以，对于这些意见不一致的局面，就需要党组织来进行推动。

那么党建如何引领乡村治理呢？渝北区的实践可以提供一些借鉴思路。渝北区是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单就农村的乡村治理而言，也是连续多年获得“国字号”荣誉，被评为全国首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单位。2024年初，农业农村部梳理了全国38个乡村振兴示范样板和案例线索，渝北区乡村以治理效能不断提升而成功上榜，为重庆市唯一上榜案例。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渝北区通过党建来引领乡村治理，通过党建来不断整合乡村的力量，以此来推动乡村建设。具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出组织引领，着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为何党组织很重要？一是因为党的政策都是依靠各级党组织来实施的，正如列宁所言，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使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严密的党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如身使臂，如臂使指”。^[3]在乡村治理中将党员凝聚起来，将村民组织起来，使组织功能服务于政治功能是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基本逻辑。对于组织引领，首先是要强化村两委以及村社的融合。加强党组织对各类组织的统一领导，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推动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落实村级各类组织负责人向党组织述职制度，确保各类组织在党组织领导下形成治理合力。

渝北区就以高质量做好村“两委”换届工作为抓手，促使村“两委”主要负责人一肩挑比例达到95.95%，村“两委”成员交叉比例达到48.9%。另外，在推动村支书作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方面，深入推进供销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社“三社”融合发展，推动村支书变负责人，推动村民变股民，资金变股金，“三变”，农村资源得到盘活，村民腰包越来越鼓，这既保证了群众组织力，又增强了社会号召力。就如渝北区统景镇，为加强工作统筹，顺利推进东河畔产业园建设，镇党委在东河畔产业园成立跨村功能型党组织——中共重庆市渝北区统景镇东河畔联合委员会，由镇党委领导兼任书记、副书记，涉及村党组织书记、挂职副书记任委员。农民以土地和资金入股，土地一亩计一股，资金1500元计一股，总共占股80%；园区内所涉村集体经济组织以财政项目和资金投入，占股20%。每年从合作社本年可分配盈余中提取20%的公益金和公积金作为生产经营管理、成员技术培训、扩大生产、困难群体帮扶等资金，剩余部分用于股份分红。

除了在村这一层面，还通过网格管理来推进精细化治理。重庆市委六届三次全会就指出要不断深化党建统领网格治理专项行动，按照一般300-500户标准全面优化网格设置，治理情况复杂的进一步划小网格，按照50-80户设置微网格，同步建立党组织，配齐配强网格长+专职网格员、兼职网格员、网格指导员+其他各类力量的“1+3+N”网格治理团队，提升组团作战能力。目前，重庆全市共设置网格6.4万个。这正是通过网格化和微网格化不断使组织向群众渗透，以提升组织力和号召力。

这种微网格在乡村就主要表现为院落。重庆提出“党建+院落治理”，具体而言就是，针对农村“空心化”问题突出、网格治理单元较大、农民群众参与度不高、村级组织服务管理较薄弱，针对乡村人员分散、服务半径大的实际，将治理半径缩小到院落，以党员为骨干成立院落治理小组，引导群众共定院规院约、共议院落公共事项，齐心协力建好管好自家院落。渝北区结合区“五长联动”制，不断贯彻落实乡村治理“院落制”，制定目标到2023年底，实现全区173个行政村全覆盖推广运用乡村“院落微治理”，打通乡村治理“最后一米”。

二、突出党员示范，着力集聚基层治理合力

将党员凝聚起来，将村民组织起来，使组织功能服务于政治功能是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基本逻辑。所以，在乡村治理中，除了要发挥组织作用，还要发挥党员的作用。例如，渝北区江口村的村支书陈旭，就是这样的先锋模范，以前她在外务工，后来回到渝北区的民权村工作，她自2014年10月在民权村任职以来，积极发挥党员示范带动作用，指导群众柑橘种植技术和渔业养殖技术，带动当地群众实现产业增收，并在民权村棉花山创办瑞鹰柑橘种植场，种植优质柑橘100余亩，渔业养殖30余亩，每年产值90余万元。同时，为帮助困难群体解决就业问题，主动邀请周边有劳动力的残疾人、低保户、脱贫户等共计15人在种植场务工，增加他们的家庭经济收益，为乡村振兴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例如，渝北区大盛镇三新村党总支书记雷小华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动员群众将闲置土地纳入整改工程项目，栽种经果林、生态林共计2161亩。推动该村花椒烘干房建设，解决村民就业。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在她的带动下，该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100余万元，引进农村产业技术人才10人，创造就业岗位6个，解决该村249名群众就业。通过这些乡村能人的带头示范，渝北的乡村治理变得更有活力，村民在获得就业和增长收入的过程中，对村集体的向心力就更加强烈。

三、突出领导下沉，着力解决基层群众诉求

乡村治理不同于乡村管理，这一个字变化的背后体现的是共产党党始终注重人民需要，注重群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自下而上的农村诉求”与“自上而下的行动部署”相结合，这正是党组织三大功能中服务功能的重要体现。所以，领导干部需要下访接访，主动下沉基层一线为群众排忧解难、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而这正是枫桥经验和“浦江经验”的重要体现。

“枫桥经验”是1963年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的，而浦江经验是200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主政时开创的，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把浦江县作为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群众的第一站，亲自倡导并开创了省级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的创新实践，当时浦江县是名副其实的信访大县，习近平和有关同志总共接访436批667人次，当场解决了91个问题，其中就包括一条年久失修的20省道浦江段的拓宽改造问题，后来人民亲切地称那条路为“近平路”。而后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下访蔚然成风，使得2005年的浙江全省信访总量出现了自1992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渝北区的民情茶室正是通过领导主动与群众面对面而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民情茶室每逢5都有领导接待日，镇主要领导、分管领导、驻村干部、村干部组成的民意小分队轮流在“民情茶室”听取群众意见。另外，还积极推行党员干部 “123” 遍访制度，即镇领导班子成员每月至少遍访联系村（社区）辖的1个社，驻村组成员每月至少遍访所驻村辖的2个社，村（社区）干部每月至少遍访本辖区3个社。还建立群众点单到访、干部值班接待、领导一线化解等机制，开展民情夜谈、民情访谈、民情约谈“民情三谈”，及时宣传相关政策、定期收集群众问题、摸清查摆辖区情况、为民解忧办实事，实现群众在“家门前找干部、心底里亲干部、行动上信干部”。

不管是领导下沉还是党员示范，或是渝北区村级单位全覆盖实施的村规民约、村（居）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一约三会”自治载体，亦或是渝北区其他地方探索的“小板凳、大民生”“积分制”“情理堂”“畅晚庭”等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中，其实最主要的是党要通过组织改革以及引领示范等方式来贴近人民，倾听群众诉求，同时为老百姓谋福利。这样才能推动乡村振兴，并且赢得民心。这要求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要以身作则，落实好守土之责，成为民情民意的“瞭望哨”。这样才能实现农民有诉求，上级有回应。   

总而言之，乡村治理需要解决的是乡村“散”的问题，乡村治理的目的是要整合乡村的力量来推动乡村建设。除了上文提到的举措之外，还有文化引领、科技应用、法治宣传等方面的举措来提高治理效率、凝聚治理合力。例如利用科技来推动乡村智治，渝北区在乡村地区安装实施了天眼工程——安装摄像头，现在渝北区已实现了农村地区全覆盖布控、无盲区监控，这大大改善了农村治安情况。此外，还建立“乡村钉钉”等客户端，在客户端和小程序中便可以进行应急汇报、事务代办、积分管理等，更加方便了群众。渝北区在乡村治理方面的经验只是渝北区结合自身区情而采取的举措，在推进乡村治理中，任何地方都需要因地制宜，结合自身实际来开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J].求是，2022（7）期.

[2]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进一步，退两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3]习近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J].求是，2020（14）：

作者简介：周安兴（1997—），男，重庆綦江人，硕士，中共重庆市渝北区委党校，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为法学、党史党建。